麦克道威尔和布兰顿有关经验的观点都源于塞拉斯的伦敦讲座。但前者坚持“经验”在认识论中扮演必不可少的证成角色，而后者则主张“经验”最多只扮演了因果角色，在经验知识图画中不必引入这个概念。虽然伦敦讲座没有明确提及经验的证成角色，仅论证观察报告证成报告内容所表达的经验知识，但是观察报告既可以是言语发声，也可以是兼具命题内容和描述内容的感知经验，两者根本上都是某个思想在某种语境中以某种方式发生在某人身上，经验就此而言扮演证成角色。因此，布兰顿对经验的理解与麦克道威尔的经验概念并非如人们所想的那样矛盾。

数字生产力是人类应用数字技术于国民经济活动的生产能力，数字生产力为数字经济提供生产要素和发展动能。数字生产力是先进的科技生产力，是工业社会数字化阶段的标志，是信息科学与数字技术的综合体。数字生产力是生产力要素即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位一体”的数字化；数字生产力应用是数字技术与生产力要素融合，实施数字化劳动的过程。数字生产力应用具有专用性和通用性、虚拟性和平台化、共享性和分享性、赋能性与节能性、预测性和精准性，以及“比特”与“原子”共存等特点。数字生产力的劳动应用，表现为数字技术与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有机融合的数字化劳动和新价值创造过程。数字生产力的产业应用，表现为数字农业、数字工业和数字服务业兴起和价值创造。数字生产力的发展是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的关键。

基于GDP、个人所得税、R&D投入与专利产出及第四次经济普查等维度的数据，可以描述2010年代以来南北区域经济差距快速扩大的事实。产业结构转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只是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的表现，不能作为充分解释这种差距拉大的原因，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在南北方地区影响的差异才是南北经济差距拉大的深刻的根源。儒家文化影响的深刻性和路径依赖性，使得北方地区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和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创新体制建立和创新能力提升、开放意识、平等竞争意识、法制和科学意识等方面，整体相对落后于南方地区，从而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落后于南方地区。较小的观念意识之差，在具有区域竞争性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会被放大，中国作为大国，需要从经济和非经济角度重视南北地区经济差距拉大的趋势。

本文以历次人口普查与1%抽样调查数据为样本，将劳动人口的年龄结构引入生产函数，利用嵌套了劳动人口年龄结构CES函数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估计了中国的“年龄−劳动生产率”曲线，并分析了其在不同时段与不同区域间的变化趋势。结果显示：从全国来看，中青年劳动者的边际劳动生产率最高，青年劳动者次之，中老年劳动者的边际劳动生产率最低。从分区域结果来看，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中青年劳动者的边际劳动生产率高，且近二十年来处于上升的趋势，而中老年劳动者的边际生产率接近零，西部地区则由于中青年劳动力大量外迁，表现为青年和中老年劳动力组边际生产率显著大于中青年劳动力组。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遭遇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而以往关于城市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国内外研究均忽视了人口老龄化的作用。基于此，可以构建一个融合发展经济学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新分析框架，将老龄化因素纳入城乡二元经济三期世代交叠模型，探讨老龄化影响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机制。理论研究发现：（1）人口老龄化会降低城市与农村的教育投资率、降低农村的储蓄率，但同时会提高城市的储蓄率，总体来看，人口老龄化对整个二元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模糊的；（2）城市化有助于提高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并增进国民福利，但由于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下降，降低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率，从而会减缓城市化的进程并弱化城市化的经济增长效应。此外，通过运用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验证了上述理论分析的结论。研究有助于从人口转变的视角来理解中国的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动力。